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皇皇巨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2009）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相信上帝在现代西方如此困难，然而在1500年代，不信上帝几乎是不可能的？”

世俗时代无疑就是我们的时代，它见证了一个景象：信仰者往往被怀疑所困扰，而怀疑者又时常被信仰所诱惑。在这个时代，大家经常会说起“诸神的黄昏”，然而吊诡的是，神的幽灵却始终拒绝离开。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很难逃脱超验性的暗示，当周遭的不确定性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即便信仰在世俗时代仍然存在，但实践起来却相当不易。信仰不是笃定的，而是充满顾虑的；总是伴随着一种无法逃避的对其有效性与竞争力的担心。所以，生活在世俗时代，我们既不是以信仰代替怀疑，也不是用怀疑横扫一切；我们信仰，并同时怀疑。

泰勒之问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不过他的历史视角所及之处，与其他文化亦有重叠。追根溯源，泰勒感兴趣的是，在现代西方之初有关生活的共同愿景所发生的深刻转变，即从“巫魅的宇宙系统”（an enchanted cosmos）到“祛魅的宇宙”（a disenchanted universe）的深刻转变。1500年之际，所有西方人——实际上是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巫魅的宇宙系统中。在巫魅的世界里，宇宙是有生命的：精灵居住于高山与溪流，日蚀或毁灭性的洪水意味着神灵的愤怒，如泰勒所言，那就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充满了神灵、恶魔以及道德力量的世界”。

想一想诸神如何影响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魔力世界中希腊英雄的命运。英雄的个人威望与其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但这种表现最终取决于他是否受到众神的青睐。帕里斯放出他的箭，但却是阿波罗将箭指向阿喀琉斯的脚跟。影响阿喀琉斯之死的是阿波罗的神力，而不是帕里斯的技巧。

希腊人相信，运气对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好运与噩运并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它们是众神亲自设计的。人类会行动，但他们通常是对外部精神影响做出反应，这些影响在决定结果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

希腊文中的“cosmos”——我姑且译作“宇宙系统”——意味着“秩序”，所以宇宙学（cosmology）是研究天体秩序的学问；它也意味着“美”，因为良好秩序是一种美，正如“美容”这个词所显示的（cosmetics与cosmos同根）。它也与平衡和可理解性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世界是有意义且可以被认知的。这个世界的秩序、美和平衡延伸到我们可见的领域之外，根源于神圣的支配性力量。与cosmos相反的概念则是chaos，即混乱、混沌，最初的意思是深渊、虚空，后来演变为无序、随机和缺乏结构的状态。

在希腊神话中，混沌是宇宙系统形成之前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未定义、无形的存在，秩序最终从中诞生。如今，“混沌”常用于描述自然、社会或个人生活中的不可预测、动荡和失控。当然，我们今天比希腊人懂的更多的地方在于，宇宙系统与混沌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交织的——混沌常常孕育新的秩序，而有序的系统也可能逐渐瓦解为混沌。

中世纪之后，16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接下来两个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最后的启蒙运动，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说，开启了祛魅的进程。先前世界的神秘和魔力渐渐消减，逐渐被另一个概念——宇宙（universe）的理性画面所代替。虽然“宇宙系统”和“宇宙”都指存在的整体，但前者通常意味着一个和谐有序的系统，而后者源于拉丁语“universus”，意为“全部”，是一个更中性的术语，涵盖了存在的种种，包括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在这两个概念的转换中，最重要的认知变化是，宇宙的运行存在自身的规律—人的理性可以科学地解释这些规律，并利用技术操控它们。

与巫魅的世界相比，祛魅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人类曾经是“宇宙系统的合约成员”，但依照如今的新的社会想象，人类在广阔宇宙中只占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落。在过去的“宇宙系统”里，人们应邀沉思自然；在现在的“宇宙”中，人们自行寻找开发它的方法。

最终，因为科学似乎已经阐明了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所以世界不再需要神圣的创造者。人类对理性的信心是祛魅最重要的成因，这种信心如此坚定，以至于出现了几乎不给宗教信仰留有任何空间的人文主义。

世界祛魅是社会想象的一种痛苦转型，在这种文化中受教育的成员永远不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看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带来了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然而，泰勒犀利地指出了世俗时代的另一面：“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日常生活没有深层共鸣，干瘪而平淡；也可能会觉得周遭事物死气沉沉、丑陋、空洞；我们为了生活组织事物、塑造事物、安排事物的方式毫无意义，没有美感、深度、道理。在面对这无意义的世界时，人们会感到一种‘恶心’（nausée）。”

人们每天都会感到这种空虚，但处在那些生命的重要时刻时，这样的感受尤为强烈，例如出生、结婚、死亡等。这些都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人们也希望如此标记它们，希望它们是特别的时刻，庄严的时刻。例如，人们会把婚姻“庄严化”，总是将其与超越、神圣、圣洁、至高无上联系起来。

日常生活既让我们感到满足，又让我们感到烦恼和不足。现代生活的一个嘲讽就是，世俗主义自身以及平面的同质化的宇宙激发了人类持续的对更多事物（something more）的宗教渴望。正如泰勒所看到的那样：“这常常是因为对那种完全困顿于内在秩序的生活的极度不满造成的，这种感觉觉得当下生活空虚、单调，缺乏更高的目标。”为此，今天的人们“寻求一种更直接的宗教体验，寻求一种直接性、自发性和精神深度……”